Adams教授：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免疫治疗在早期以及转移性MSI-H肿瘤中的作用，虽然还不足以改变临床实践，但是一线使用nivolumab和ipilimumab似乎在转移性MSI-H肿瘤患者中提示临床获益。期待看到未来（可能是明年年初）pembrolizumab与标准化疗对比的随机试验结果。

 

荷兰的一项关于在原发性肿瘤切除之前使用nivolumab和ipilimumab进行新辅助治疗的研究的早期数据也非常让人感兴趣。在7例MSI-H肿瘤患者中已经看到了病理完全反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希望将来会带来一些有益于患者的实践变化。

 

而对于患有微卫星稳定肿瘤的患者来说，免疫治疗是令人失望的。一线化疗后间隔期间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该组患者中没有取得临床疗效，即使联合贝伐单抗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治疗方案。

 

另外，一项国际学术团体发起的探索转移性肛门癌新的治疗方案的随机II期试验结果表明，就安全性和潜在总体存活率而言，卡铂 - 紫杉醇有可能替代目前的顺铂和5-FU全球标准方案成为一种新的治疗标准。将来还可以研究一些其他的方案，例如免疫治疗。

 

 

Adams教授：今年大会上有很多亮眼的研究，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MOSAIC研究中亚组分析的结果。MOSAIC试验是一项评估奥沙利铂联合5-FU用于II期和III期结肠癌患者辅助治疗的研究。对于特定的高风险II期患者，目前主要还是给予5-FU单药，一些医生选择在非常高风险的患者中使用奥沙利铂。然而目前还没有明确定义哪些患者需要给予双药方案，以前的数据并没有明确这类患者的整体生存优势。因此，有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亚组分析，研究了术后肿瘤标志物CEA，（以前认为CEA≥5时风险增加）。他们从一个不同分析集的大型数据库中获取以前的数据，并使用2.35作为阈值。5-FU阈值之间可能存在种族差异（这是一项欧洲研究），但使用2.35作为阈值能够识别预后的影响，也可以用来评估奥沙利铂的获益。他们提出，在化疗中加入奥沙利铂治疗高危II期(CEA> 2.35)患者可能在总生存方面获得额外益处。这些结果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域，值得进一步探索。

 

其他比较重要的壁报包括使用DEBIRI和FOLFOX作为肝癌一线取得了非常好的疾病控制率和反应率，以及将患者转换为可切除的潜力。这项小型单臂研究似乎比TRIBE研究中使用的FOLFOXIRI加bevacizumab的三联疗法毒性更低。因此，就毒性和对患者的适用性而言，这项研究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该方案管理的复杂性可能是未来的主要问题。此外，作为单臂研究，我认为对于未来临床实践的参考价值需要谨慎。

 

 

Adams教授：荷兰一个团队做了一项前瞻性研究，根据以前的一些生物标志物（DPD，约5％欧洲患者常见的突变）来评估化疗的毒性。它非常有效地证明，对于那些具有DPD某一种突变的人来说，在前两个周期中初始剂量降低至50％降低了患者严重毒性的发生率。不久以后会有一份关于欧洲卫生经济学的后续文章发表，表明这不仅会导致患者的毒性和毒副反应相关死亡的降低，且在经济上也是可行。该试验说明我们可以使用旧的生物标志物来改善我们的临床实践。 

 

TRIBE-2研究评估了FOLFOXIRI/bevacizumabs对比FOLFOX / bevacizumab后继予FOLFIRI / bevacizumab，研究表明达到了主要终点PFS2（患者再次进展或完成整个治疗方案后进展的时间）。在我看来，仍有一些顾虑。该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年龄较小的患者群体（平均60岁），而不是适用于所有患者。另外我认为该研究过于依赖PFS作为主要终点，而实际上OS才更能说明问题，而且我仍然担心生存没有实际改善的患者的过度毒性。所以我们需要更为谨慎，分析数据并找到真正获益的亚群。

 

对于BRAF突变患者，他们的预后仍然很差且似乎没有在PFS中获得任何额外益处。我们还没有真正探索贝伐单抗在该类患者中的作用，没有随机对照试验评估贝伐单抗是否能让患者额外获益。在未来更广泛地应用化疗治疗这类患者之前，需要对此有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