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肿瘤基因组学的进步和对乳腺癌分子亚型及异质性的认识，分子标志物及遗传标志物的研究取得了极大地进展。在第38届圣安东尼奥乳腺癌（SABCS）大会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医学官Julia A. Beaver博士做了题为“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and genomic biomarkers: A regulatory path forward”的报告，并在会后接受了《肿瘤瞭望》记者的采访。

　　美国FDA有四类常用生物标记物，预后性生物标志物（Prognostic biomarkers）独立于治疗，可分辨一些患者亚组的疾病恶性程度；预测性生物标志物（Predictive biomarkers）可以分辩哪些患者可能从特定治疗中获益；诊断性生物标志物分辨患者是否患病；反应性生物标志物可反映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Julia博士说：“我们正在寻找可以应用于药物研发、选择那些患者可能从特定治疗中获益的生物标记物；另一种是在药物研发中有重要作用的生物标记物，当在临床试验中正确使用时，可加快药物研发进程。”

　　分子及遗传生物标志物以多种方式融入于乳腺癌的临床试验中。诊断性标志物可用于研究鉴别同质性肿瘤人群。预后或预测性标志物可用于试验的分层及试验的完善。肿瘤反应性标志物也可纳入临床试验，用于抗肿瘤活性的早期评估。反应性标志物有其潜在的研究价值，即在研究中作为可能的替代性研究终点，疗效反应标志物意在代替临床研究终点，可用于预测长期预后。

　　FDA通过两种可能互补的监管途径将生物标志物用于治疗性产品的研发中（新产品或具有新作用的现有产品）。第一种途径：特定的治疗性产品发现新的应用时，在批准治疗性产品和相应的诊断工具/方法后，最终将其加入产品标签。此种监管方式需要医药评价与研究中心（CDER）及设备与放射卫生中心（CDRH）的密切合作。在药品研发期间，CDRH将对实验性生物标志物检测进行评估，并对其引起的患者安全健康风险进行分级；CDER负责为产品的临床试验设计和生物标志物发展计划提供指导。在NDA和BLA提交期间，若认为生物标志物检测对治疗性产品的安全和有效使用是必要的，则其相应的诊断方法将有希望与产品同时被批准。CDRH将对适用诊断进行审查，判断是否存在有效的科研证据为该诊断工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合理保障。CDER将根据生物标志物来施行与之相适应的NDA（生物制剂许可申请）或BLA（新药申请）审查。若通过审查，则该生物标志物将应用于治疗性产品及相应的疾病中，并包含入标签。

　　第二种途径则通过FDA生物标志物资格计划，此计划中的药品研发人员、健康研究组织、患者基金组或相应机构均可申请生物标志物监管权。成立这样的多学科团队给予指导，如果合格，则这种生物标志物将具有特殊的意义，可应用于药品研发，并在不同治疗产品的临床试验中应用。

　　在药品研发过程中，生物标志物应继续持有优先权，与FDA的沟通是将生物标志物成功纳入临床研究的关键。将正确的生物标志物应用于临床试验，将对乳腺癌患者的高度有效性治疗起到促进作用。

　　专家简介

　　Julia A. Beaver博士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血液和肿瘤制品室乳腺组医学官。同时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