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23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20年CSCO学术年会于9月19日~26日在北京等五地以线上+线下的形式举行。在9月25日的肝癌暨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专场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教授就《肝细胞癌术后辅助治疗决策影响因素的调研分析——医生的视角》做了精彩报告,肿瘤瞭望特将讲课内容及孙惠川教授对肝癌辅助治疗决策影响因素的看法进行了整理,供读者学习。
与巴塞罗那肝癌分期(BCLC)相比,我国卫健委制定的2019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中,手术切除的适应症更广,为更多患者提供了长期生存的机会,但患者术后的复发率可达40-60%,高危的IIb-IIIb期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仅有20-30%,术后辅助治疗是临床尚未满足的巨大治疗需求。虽然临床实践中使用了多种治疗手段,但仍缺乏标准治疗。
为了解肝细胞癌术后是否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方案的具体选择、影响方案选择的决策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城市、不同级别医生选择方案的差异,本次调研通过线上问卷的形式,访问了200名肝胆外科或普外科肝胆组外科医生。受访医生本人近一年的肝细胞癌手术量≥20例,所在医院近一年的肝细胞癌手术量≥100例,31%医生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68%的医生来自综合性医院,89%医生为副主任或主任医师。调研方法及调查问卷的设计如下图所示。
肝细胞癌患者是否接受术后辅助治疗,肿瘤学因素是医生决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超过90%的受访医生认为,存在肝门淋巴结转移、肿瘤直径>5cm等特征的患者需考虑术后辅助治疗。此外,术中所见和术后恢复情况也对决策有所影响,92%的医生认为R1手术切除的患者需辅助治疗,96%医生认为术后肝功能恢复正常的患者才可考虑辅助治疗。
在不同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中,影响医生决策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为延长总生存(93%)、对晚期肝癌有效(72%)和指南/共识推荐(70%)。目前评价最高,首选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案为经导管动脉栓塞化疗(TACE),靶向治疗、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辅助治疗中的获益虽然尚未证实,但选择频率也较高。
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的医生,在术后辅助治疗的决策上也有明显区别,94%的一线城市医生认为,是否行辅助治疗由医生决定即可,但来自非一线城市的医生中这一比例降至78%。且非一线城市医生在决策中考虑患者一般身体状况、手术所见和术后恢复情况、患者治疗意愿度的比例均有相对更高的趋势,更多非一线城市医生会考虑患者的支付能力(88% vs. 98%, P=0.048)。
本次调研显示,肿瘤学因素(如有门脉癌栓、肝门淋巴结转移、肿瘤直径大于5cm)、R1切除和术后患者肝功能恢复、患者支付能力,是我国外科医生对肝癌患者术后是否接受辅助治疗的首要考量因素;而在具体辅助治疗手段的选择上,延长总体生存、指南/共识推荐和对晚期肝癌有效是首要的考量因素;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的医生,在肝癌术后辅助治疗的决策上存在差异。以上信息都可以为肝癌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和指南制定提供参考。
《肿瘤瞭望》:请您介绍一下开展“肝细胞癌术后辅助治疗决策影响因素”这项调查分析的背景和意义?
孙惠川教授:肝细胞癌术后辅助治疗目前尚无共识,指南中推荐等级较低,但实际上在临床治疗中需求非常旺盛。很多医生和患者都认为,某些具有高危复发因素的患者,都应该接受术后辅助治疗。由于没有统一标准,辅助治疗的方法和选择就会五花八门。我们希望通过调研,了解医生在辅助治疗决策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考量中最重要的是肿瘤学因素,还有术后康复是否顺利等,如果康复不顺利,辅助治疗就要推后。
病人的意愿和支付能力同样非常重要,这一因素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差别较大:一线城市医生基本上不用考虑病人的支付能力,考虑病人的意愿也比较少,基本上医生的主导性比较高,病人听从意见。但在二三线城市更多的医生会听从病人的意愿,考虑病人的支付能力。为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整体经济发展、降低药价,也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证明辅助治疗有效,从而在指南中进行推荐,增强医生决策的权威性和决定能力。除对医生进行调研外,我们还对2000多位患者的意见进行了调研和分析,目前分析仍在进行当中。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秘书长、常委,青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脏外科学组秘书
上海市肿瘤靶分子学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