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瞭望：有关乳腺癌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时期。从古埃及人对乳腺癌的首次描述算起，几千年来乳腺癌一直是笼罩女性健康的梦魇。大约在19世纪末，Halsted乳腺癌根治手术开创了乳腺癌现代治疗的新局面，随后在现代医学的推动下，乳腺癌治疗走向多学科合作，早期筛查和精准治疗的理念普及开来，不断取得新的生存突破。
6台乳腺癌手术后，邵志敏教授接受采访
中国是乳腺癌大国，乳腺癌长期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一位。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努力，我国的乳腺癌整体诊治能力逐步追赶国外先进水平。近期，《肿瘤瞭望》有幸邀请到我国乳腺癌学科领军人物之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接受采访。采访当天正值邵教授手术日，在6台乳腺癌手术之后的短暂休息中，他跟我们分享了具有“复旦特色”的乳腺癌治疗模式，并阐述了自己对待乳腺癌科研的态度。
《肿瘤瞭望》：非常感谢邵教授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病门诊和病房之间的协同配合，在医疗资源配置与患者需求之间有很多探索。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乳腺中心的诊疗模式。
邵志敏教授：非常高兴能与《肿瘤瞭望》进行一些分享。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乳腺癌发病率、死亡率都在持续上升之中，防控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我们对乳腺癌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随着早期诊断的发展以及诊疗手段的改进，与其他恶性实体肿瘤相比，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患者的远期生存率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乳腺癌作为恶性肿瘤的本质依然没有变化，复发、转移的倾向仍然没有得到根除。虽然近几十年乳腺癌的整体疗效突飞猛进，但还是有约30%～40%的患者将发生复发或转移。
大概在10多年以前，乳腺癌患者一旦出现复发或转移，少有人能达到5年生存。而在新药和新技术的推动下，这些复发、转移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在得到有效治疗后甚至有40%~50%的患者能实现五年生存。因此，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乳腺癌这样的特点促使我们将其纳入为慢性病范畴。从慢病管理的角度，患者需要长期药物治疗，而医护人员则要对患者进行长期跟踪和随访。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多学科团队很早就开始了乳腺癌全程管理模式的探索，从发现病灶到确诊并入院治疗，再到出院后的辅助治疗（化疗、内分泌治疗或靶向治疗）以及后续随访，经过流程再造，我们在整个诊疗系统中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程管理。这种乳腺癌全程管理不仅包含院内的诊断和治疗，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和家庭中形成了用药监测和长期随访的机制。
这种全程管理并不是简单地将几个部门、几个科室拼凑在一起，而是通过信息技术，改变原来低效的医疗运营模式，最大方便患者就诊和治疗。比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越来越多，2017年仅手术患者数量就可能超过5000例，还有连续每年积累的患者。如何更好地管理庞大的乳腺癌患者群体，优化“门诊—病房—随访”体系势在必行。
我们做了很多摸索，简化了门诊流程，在微信平台搭建专门的配药门诊。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术后需要进行长期内分泌治疗和随访，医保规定只能定期配药，患者每次来来回回特别繁琐，到院后还要排队2～3个小时。而在微信平台上，患者预约1～2分钟就能解决问题，减少了很多抱怨。
同时，我们还设立了医患之间的交流平台，患者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平台咨询，有专人在后台进行回答，比如对检查结果的疑问，最近有什么不适等等，需要就诊可以立刻预约。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患者的病情信息，也为评价临床疗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当然，对于单个中心而言，患者的数量还是远远超出承受能力的，有时候为了提高门诊效率，必然要在每个患者的就诊时间上进行妥协。
以我个人为例，一上午的门诊预约能有170多位，为了医疗资源的公平只能先关注患者最主要的临床问题，然后尽量在患者身上多花一点时间。这些不得已而为之，反映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需要努力填补但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乳腺癌全程管理方面的探索依然在路上，我们希望通过摸索和创新，以患者为本，推出更多便民、利民、惠民的医疗举措。
《肿瘤瞭望》：作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组首席专家，由您带领建立了具有“复旦特色”的乳腺癌MDT团队，您对组建这样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MDT讨论
来源：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邵志敏教授：如果将每个恶性肿瘤都作为单一的疾病，只以本学科单一的知识来应对的话，显示是不够的，乳腺癌也是如此。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终身教授，我的老师沈镇宙教授早些年曾做过一个调研，在对比我们医院和其他综合医院乳腺癌患者生存数据的时候发现，我们的5年生存率高了10%。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复旦肿瘤外科、放化疗、影像、病理等多学科团队之间的配合功不可没。
早些年，综合医院中乳腺癌患者一般在普外科进行手术切除，外科医生可能对内科治疗理解不够，术后化疗或放疗也不一定能跟上。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乳腺癌的诊治需要多学科共同完成。2000年我回国以后，在沈镇宙教授的支持下组建了乳腺外科，并最早建立了实体瘤多学科合作模式。当初的多学科合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与乳腺癌有关的学科召集起来，大家一起讨论疑难病例，提出诊疗建议，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思维，使患者得到最合理的治疗。从那时起，我们坚持这样的MDT（Multiple Disciplinary Team）诊疗模式，通过不断地实践、拓展和深化，逐渐形成了具有“复旦特色”的乳腺癌MDT诊疗团队。
现在，恶性肿瘤MDT诊疗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同医疗单位在模仿、学习、借鉴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独特性，不能照搬某一种模式。从全球来看，乳腺癌诊治并没有特定的标准，美国有美国的情况，欧洲有欧洲的特点，发达国家的“套路”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土壤。因此我一直强调，中国的医院要摸索自己的MDT模式，切忌“好高骛远”，适合自己运营的，对患者最有利的，才是最好的。
反过来说，即使院内科室体系不完善，也不能轻易放弃MDT。比如某个医院没有专门的放疗科，怎么办？难道MDT就不做吗？显然也不行。这时候可能需要现有科室在讨论以后，推荐患者到有放疗条件的中心去治疗。所谓“模式”，就是供大家借鉴的，但如何落地，如何为我所用，还需要不断实践，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肿瘤瞭望》：作为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长、乳腺癌研究所所长，大外科主任兼乳腺外科主任，您带领的科研团队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请问您所关注的乳腺癌科研领域有哪些？如何看待研究成果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化？
邵志敏教授：也许是因为过去的求学经历，我比较重视乳腺癌的科研。在长期从事乳腺癌治疗的工作当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现实的临床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肿瘤复发转移导致患者死亡，可能有90%以上的患者死因都是如此。所以从早些年出国一直到现在，我始终把乳腺癌的复发转移作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想要破解乳腺癌复发转移“密码”谈何容易，我们可能发现了很多生物标志物或生物指标，但推进临床验证工作真的非常困难，只能一步一步来。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乳腺癌的分子分型取得了很多突破，特别是在HER2分型发现后，伴随而生的抗HER2治疗在过去10多年内迅猛发展，针对HER2靶点的药物层出不穷。从最初的不幸到幸运，这一型乳腺癌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获得治愈。
当然，还有很多临床难题需要攻克，比如三阴性乳腺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太多非常有价值的靶点，治疗上的突破很少。而对于Luminal型乳腺癌，远期复发转移一直困扰着我们，有些患者术后5年挺好，10年也还可以，但恰恰在第11年发生肺转移、肝转移等等问题，这说明乳腺癌领域还有很多的未知需要去探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研究所聚集了很多PI（主要研究者）从事乳腺癌的基础研究工作，而临床和基础是分不开的，我们希望在临床中发现问题，用基础研究手段解决问题，最后再回归到临床为临床服务。如果发表一篇文章，能够将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2%～3%，我觉得这可能比发5篇或10篇文章的价值更大，我们的团队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做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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