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瞭望 : 25年的发展,对于人类攻克癌症的路途是一个小的步伐。您的团队从最开始是3个人、7张床,到现在科室的规模属实不易,最初团队的建设遇到了哪些困难?
虞先濬教授:我刚从医时,胰腺癌的治疗还在萌芽中,25年间,很荣幸见证了我国乃至世界胰腺癌和胰腺肿瘤外科的高速发展,我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个实践者。
在前期华山医院的阶段,通过普外科的训练,认识到团队的养成、目标的确定和技术的储备的重要性,团队初步形成,临床研究上也逐步起步。2010年的1月22号迎来了一个契机,复旦大学、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校领导支持和两家医院统筹安排下,将胰腺癌专科放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平台上,携手成立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肝胆外科。
当时作为正式职工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是我和徐近、刘辰三个人。那时大家都很年轻,医院在特需病房给我们腾了两个房间,7张病床,就从此起步,开始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实说,科室刚成立,就这么三五个人,值班都排不开,我们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定方向、定目标、统一思想,陆续招人,整合好临床与科研。倏忽间十年已过,真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现在科室已有145张床,横跨两个院区;医生30多名、研究生有40多名、还有上海市胰腺研究所里十几名研究助理,总数近九十人,成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诊疗中心,真的是创业不易。
现在团队的科室会
肿瘤瞭望 : 您后来又创建了复旦大学胰腺肿瘤研究所和上海市胰腺肿瘤研究所,请您谈谈创立这两个研究所的初衷和背景?
虞先濬教授:倪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也是我职场上的领路人。刚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时我才三十多岁,医院领导和倪老师一起力排众议,非常坚决的说“就他做主任,年轻人,要压担子!”。这个担子就压在了我的肩上,于是我问了倪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病人会信任我们吗?”倪老师一口上海腔:“只要做得好,病人就信任”。第二个问题我说:“您老人家做了四十多年的外科,一直在做肝胆胰,您觉得胰腺癌领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看了我一眼,“活不长呀!”这两个答案,是我这些年乃至接下去的一生,将恪守和奋斗的理念。
在华山医院的时候,倪老师像家长一样呵护我们,工作虽然辛苦,但只要跟着老师走就行了,几乎没太大压力。而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后压力完全不一样了,当家了,要考虑更多,要能干好活生存、要能造福于患者。医院引进我们这个新的学科花了很大力气,大家都看着你,你得生存下来,并且给医院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胰腺外科的成立真可谓筚路蓝缕,本身学科就难,基础又差,各种资源都很缺乏,骨头硬、资源少,饭难吃,脸难看、活难干。骨头硬,胰腺癌的手术难做,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资源少,没有什么特效药,病人效果差,就是靠一双手去做;饭难吃,胰腺手术风险高、难度大、时间长,工作好累;脸难看,患者生存期短,当时术后生存期不到一年,内科医生对我们的评价是手术与否都差不多,药物治疗生存期也这样。外科医生做到这种份上,真的很不是滋味,压力非常大。
人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才能知道行不行。我们三个人,七张床,一穷二白,但我们认定了这个学科,看对路,看准路,遵循学科规律,一以贯之坚持下去,是有信心把他做好的。我经常讲“临床为本,科研为魂”,就是重视临床的同时一定要做研究,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为胰腺癌未知的东西太多了,一个5年生存率只有5%的学科,生存期在所有实体肿瘤的最底端,意味着胰腺癌患者生存是偶然,去世是必然,有着十分巨大的挑战。而胰腺肿瘤外科的成立,外科学遇到肿瘤学,凭借外科技术和肿瘤研究结合的优势,把科学研究重视到无以复加,弄清楚为什么胰腺癌生存时间短,以此突破,才能给学科带来巨大的推动。只有患者活的长了 ,技术为患者带来获益了,学科繁荣昌盛了,我们才算是不辱使命。
这就是建立复旦大学胰腺肿瘤研究所和上海市胰腺肿瘤研究所的初衷。当我去申请时就和我们复旦科研处的张处长说:“张老师,胰腺肿瘤一定要搞研究,临床同时跟着上,才能互相促进,是不能把研究放在后面的。”所以,我一定要建立研究所,要有实验室做研究,才能反哺临床,再从临床中带着问题推动研究,促进胰腺癌的诊疗发展。
虞教授指导实验室工作